文：尹文强 芮萌

关于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加速落地试验的七个要点：

① 与市面上各式数字加密货币（例如比特币、脸书币）不同的是，这些加密数字货币的发现者/创建者为私人，而央行数字货币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是国家层面主导研发的法定/主权数字货币，它不是国家另创立的第二套流通货币，而是受官方承认、具有国家信用、有法律效应、与现有人民币具备同样功能属性的人民币数字化版本。

② 为减少现有商业银行的挤出效应，并提高数字货币的社会接受程度，同现有国内金融体系保持高度一致，央行数字货币依然采用上下双层运营体系，即商业银行在央行开户，按规定缴纳足额准备金并接受人民银行监管，此为上层；下层为商业银行/机构对终端消费者提供数字钱包服务。

③ 在央行数字货币使用方面，用户仅需下载相应移动端APP并完成注册，即可拥有数字货币钱包账户，享有与实体人民币等同的银行服务。在央行数字货币交易方面，央行数字货币保持了现钞人民币的属性和主要特征，在网络无法覆盖的地区交易双方也可通过手机NFC近场通信技术实现离线交易。

④ 据央行透露，央行数字货币并不是大规模改变现有金融体系中所有纸币或铸币，而是只替代流通中的现金货币M0。

⑤ 在货币的隐私交易方面，央行数字货币会继续保持实体货币交易的匿名性，但这只限于交易双方，并不会对央行监管匿名，即“前台自愿，后台实名”，因此能有效降低实体货币匿名伪造、违规融资的风险。

⑥ 在应用技术方面，央行数字货币并不会只限于应用区块链技术，因为其固有缺陷（记账速率低、时间长）不能满足央行每秒30万笔高并发的要求。

⑦ 在中心化方面，央行数字货币依然保持着央行管理的集中性，而非分布式人人可存的账本。

央行数字货币与Libra、微信/支付宝的区别

央行数字货币D.C.E.P.其实并不是近几日网络新生的概念，早在2014年微信支付诞生的时候，一些印钞造币厂就提出了数字货币有可能替代纸币的猜测，为此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团队研究数字货币的价值。经过6年的发展，随着Facebook旗下Libra加密项目白皮书的发布，以及各类加密货币逆推各国发币机构研发法定数字货币的潮流，我国央行也抓紧研发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定数字货币，那么我国央行数字货币与Libra、微信/支付宝有何区别呢？为此我们进行了梳理：

根据以上信息，可见这次央行数字货币的加速试验主要是国内流通货币系统的改造升级，同时也是为了应对来自Libra的潜在金融主导权的威胁。试想一国的货币主动权完全受一家技术公司摆布，那么中国的金融体系将毫无安全可言。对国内第三方支付的使用者来说，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或不会大范围影响日常支付使用，因为货币数字化的本质是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但另一方面，对于目前仍旧偏好纸币交易的用户来说，央行数字货币的加速落地或有可能最终使纸币成为历史，并产生以下几点社会效益和国际影响：

意义1：节约社会资源、造福民生

如果说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加速了纸币的退出，那么央行数字货币的加速落地也许会直接推动纸币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存储硬盘中的二进制数字（1或0）。从纸币的生产流通过程来看，纸币印钞、金属铸币的流程不仅要经过近20道精密工序，而且成本也非常高昂。同时，印钞过程中某些关键技术与设备要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根据华西证券最新发布的《基于纸币替代的空间与框架》报告，人民币现金货币运行成本由生产成本、存储成本、运输成本、流通成本、销毁成本五方面组成，生产成本单项占比约为42%，其他四项成本加起来约为58%。人民币的生产成本中，设计、防伪和印刷是造成高生产成本的主要因素，以防伪工艺为例，2019年又额外增加了六项科技手段，分别是光彩光变面额数字、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雕刻凹印、花卉水印、胶印对印图案、白水印，这些高科技工艺的加入无疑推动了生产成本的走高。

根据谭滨发表的《畅通货币发行渠道研究》，2010年我国每张纸币的制作费用在0.5元左右，如果加上运输、保管、清点、销毁等其他运行成本，则每张纸币的费用约在1.2元左右。2010年纸币流通市场约为2400亿张，当时全社会M0的水平为44628亿元，而2019年末M0已经升至77189亿元，提升约为1.7倍，假定发行券别无明显调整，则预计2019年纸币的流通量约为4151亿张，考虑到我国纸币的使用期限一般为3年（即纸币现钞每3年周转一次），则基于2019年新生产的纸币数量约为1384亿张，对应生产成本约为1162亿元，总成本约为2766亿元。

如果央行数字货币最终落地，根据华西证券的报告，保守假设央行数字货币对M0的替代为15%，央行侧、银行侧、公众侧分别可以每年替代约1162亿元、1223亿元和382亿元。（如下图）

基于M0替代比例假设的DCEP市场空间测算，来源：华西证券

可见，数字人民币的加速落地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节省货币印制、流通、储存、修复等方面的政府巨额财政支出，而且能协助提高管理效率、节约社会资源及存储空间，并利用节省的财政支出进行其他有利于造福民生的基础建设，为环境保护贡献一份力量。

早在2016年举行的央行数字货币研讨会上，行长周小川曾表示作为上一代的货币，纸币技术含量低，从安全、成本等角度看，被新技术、新产品取代是大势所趋。根据央行最新发布的2019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2019年12月广义货币M2余额为198.65万亿元，同比增长8.7%；狭义货币M1余额为57.6万亿元，同比增长4.4%；流通中的货币M0余额为7.72万亿元，同比增长5.4%。央行目前透露数字货币仅替代流通中的现金M0，我国流通中的货币占比很少，大约为5%左右，剩下约95%为银行信用货币，但这并不意味着央行数字货币的影响范围仅限于这5%。M0的流动性最强，居民日常的生活消费支出，例如医疗、教育、文化、服饰、食品烟酒、交通通信等都与流通现金密切相关。通过对国家统计局2015-2019年披露的全国居民消费对GDP贡献率及构成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这5年里全国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平均为64.76%，是GDP中贡献率中较高的一部分。由于居民消费具有范围广、数额较小、交易频率高、弹性弱等特点，所以央行数字货币替代的这一部分M0现金或将大范围影响当前居民的交易方式。另外，居民消费与生产、运输的紧密关系或将使得一部分数字货币流通至企业原料采购、消费品生产、运输等实体经济领域。随着央行数字货币的使用范围、场景和交易领域的丰富、扩大，央行数字货币长期来看或将逐步改变现有货币的交易、消费、储存等方式，最终大范围加速传统货币的退出。但在短期内移动支付配套设施普及程度达到一定体量之前，央行数字人民币或将不会完全替代纸币，二者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共生状态。

意义2：切割互联网信息孤岛，加快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根据艾媒咨询《2019中国电商半年度发展全景报告》，2014至2019年中国网络零售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2019年上半年，中国网络零售额达48160.6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4.7%。在电商经济增长的同时，传统互联网电商平台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与传统实体经济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所以一些人将实体经济的倒闭潮归咎于电商经济的迅猛发展是不对的。应该说实体经济的问题与市场潮流和企业信息数据机制有关，而电商平台对大量市场信息的垄断封装则不利于实体经济的传统运营。

互联网信息时代实体制造业在电商巨头面前并没有太大话语权，这主要体现在产品的销售和流通层面。由于电商平台在运营中涵括了大量运营商产品数据、供应商销售数据、消费者消费行为数据和购物体验等数据，传统实体经济从电商平台自由获取、转移数据或进行深度分析是严格受限的。同时，一些电商平台为了打造平台竞争力，他们选择从数据、支付技术、支付服务方面建立成本优势、效率优势，以获得各实体企业对电商平台的依赖性。久而久之，电商平台数据资产积累得越来越多，市场定价的话语权、垄断性也就越来越高，不利于实体经济的自然成长。

从目的上来看，电商平台所提供的数据整合、支付技术服务是为企业自身提供盈利能力。而此次央行数字货币的加速落地，则是站在国家层面，通过离线支付技术提升实体经济数字化运营的能力，以平衡与电商平台之间数据所有权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市场信息的自由流动，解决电商信息孤岛问题，为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发展提供储备动力，加快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

意义3：巩固央行金融监管主权，弥补监管缺口

面对新兴技术的变革与发展，金融科技的快速兴起给监管机构带来了众多难题。其中利用数字货币的加密性与匿名性大肆洗钱、进行违规融资或支持恐怖主义活动令各国监管机构最为头疼，这也是中国一直不承认加密货币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Cipher Trace数据报告，2019年全年，网络犯罪份子从数字货币持有者和交易平台直接盗窃、诈骗和盗用其他类型的资金近43亿美元。其实货币的类型、加密与否并不是导致洗钱猖獗的根源，在数字货币出现以前，纸币的使用依然会发生违规行为。政府无法对发行货币进行有效监管、追踪、分析才是违规金融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长期以来，作为货币的发行主体，我国央行与各级银行在货币流通方面一直存在着监管和放权的矛盾，因为在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后央行和银行都无法实时有效地对货币编号、钱款使用行为进行实时精确追踪，因此金融犯罪和违规操作的管理工作都具有滞后性。

在金融科技盛行和监管科技不成熟的阶段，我国货币的支付、消费、借贷等数据所有权多为第三方金融科技公司所有，这妨碍了监管机构及时有效地收集、管理金融数据， 2018年P2P大面积爆雷、疫情当前违规使用中小企业复工复业贷款炒房都是监管科技失位的结果。而央行数字货币的加速落地或将有效解决因第三方金融数据获取不及时而导致的监管滞后问题。此次央行加速数字货币的落地试验不仅是传统货币的革命，它更是一次传统金融监管的技术升级。与市场上作为“货币搬运工”的金融科技公司不同的是，央行作为数字货币的发行主体，重新解决了因监管科技落后而造成的金融数据所有权流失的问题，实现了金融监管从分权到集权。同时，中国金融行业也必然迎来长期数字金融强监管时代，为金融市场流动性、合规性及健康发展提供监管保障，在调控经济方面也会更高效。

意义4：逐步摆脱旧体系，推进国际金融新秩序健康发展

早在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其著作的《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中提出了“特里芬难题”：布雷顿森林体系以一国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在黄金生产停滞的情况下，国际储备的供应完全取决于美国国际收支情况：即美国的国际收支若保持顺差，国际储备资产将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美国的国际收支若保持逆差，国际储备资产过剩，美元发生危机，危及国际货币体系。这种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稳定性。尽管二战后为促进资本、外汇、贸易自由化而设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瓦解多年，但西方政府早期以本国利益至上为核心而设计构思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如今依然影响着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美元依然是国际强势货币。自上世纪70年代起至2019年，美国国际贸易数据一直维持着逆差（如下图所示），因此这就符合了前述的第二个难题，全球各国以美元为主要储存货币就可能一直存在美元危机，潜在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性。

1970-2019美国年度贸易平衡数据（逆差），来源：华尔街见闻

进入2020年，全球各国都因新冠疫情而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截至2020年4月29日，世界卫生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感染人数已接近296万人。短短一个月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爆增2万亿美元。直观相比之下，美国自建国至2008年8月200多年里总共印钞数量才8300亿美元，而这一次印钞数量高达2.5倍。近十年来，美国只要发生危机，首选似乎就是印钞票，这种牺牲他国生产力的金融杠杆未来无疑给世界各国经济埋下了增长乏力的隐患。

所以，想要摆脱这种因老旧金融体系而产生的隐患，寄希望于霸权主义是不现实的，唯有以全人类福祉为奋斗目标，具备综合实力、有担当的国家才有可能探索出一条适应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道路。

根据中欧财富管理研究中心统计梳理的全球各国数字货币发展趋势表显示，全球已有六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央行数字货币，其发行的原因大多为“去美元化”，摆脱金融霸权。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七个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国家，与前六个已发行的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更强。对比之下，大多西方发达国家都选择了保持观望的态度，因此这对人民币来说是一个契机，利用更高的技术优势和更低的研发时间成本，逐步打造符合全球各国利益的金融平台，人民币的国际金融优势才能逐渐凸显，从而改变我国贸易大国金融小国的状态，促进新一代国际金融体系的良性发展。

意义5：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近几年来，随着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利用人民币进行国际间结算。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2010-2019近十年里，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从近乎于0上升至2.95（如图所示），总体呈现上升态势，暂列美元（51.95）、欧元（25.75）、日元（4.38）、英镑（3.98）之后。人民币指数的上升间接反映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但仅凭综合国力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终究不是最高效的办法。这一次，我们从货币本身出发，从最直接的金融领域出发，为世界主权数字货币定义公平规则，促进数字货币清算体系的建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另外，此次央行数字货币的加速落地试验将是我国对现有跨境支付系统的一次改造创新。在人民币跨境结算方面，20世纪末创立的SWIFT系统和美国的CHIPS系统目前虽为国际结算主流，但这类系统不仅效率低、速度慢、中转时间长、费用高，更重要的是其政治色彩比较浓，在某些程度上阻碍了某些国家和地区货币的自由流通。为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并摆脱金融霸权，2015年我国推出了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CIPS），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全世界已有865家银行加入了CIPS系统。此次央行数字货币的试验虽然是国内场景，但相信在中国庞大的用户群体和多维场景的测试下，结合5G移动技术，央行数字货币会在不久的将来运用到国际清算层面，为更多国家和地区提供更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的同时，提升世界货币的自由流通程度，进而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国际形象与国际影响力。

总体上，在这次全球疫情特殊时期，中国央行选择透露并加速法定数字货币的落地测试是一次货币的历史性革命。不同于以往货币的物理性质演变，这一次变革直接从物理纸币升级为虚拟数字货币。纵观人类生产力文明史，每一次生产力的变革都伴随着货币的演进，同时也为经济增长增添了动力。受多方面原因的影响，我们曾在过去三次工业革命中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但这次数字革命或将缩小中国与世界强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并有可能通过金融层面来驱动全球经济的数字化变革。

本文作者芮萌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尹文强为芮萌教授研究助理。